滨海时报编辑部
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，鲁迅平日的饮食比较简单。一碗素炒豌豆苗、一碗笋炒咸菜、一碗黄花鱼，这是他家餐桌上的老三样。其实，按照鲁迅的收入，每天吃得丰盛一点并不是问题，但他还是主张节俭，鸡呀鸭呀之类，仅仅是家里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才能吃上。据那时常去周府做客的萧红回忆：“有客人留下来吃饭，总是要热情款待，鱼，肉……都是用大碗装着，起码四五碗，多则七八碗。有一次，吃到半道，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。客人接到手里一看，这怎么可以？鲁迅先生说，‘擦一擦，拿着鸡吃，手是腻的。”
鲁迅还对日本友人说过：“中国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对两者都相应不理。但既说是新年，炖只鸡吃吃，是个好主意罢。”
清末民初，吃上一顿鸡，对寻常人家而言也是奢侈一回了。亲朋好友交往，赠送一两只鸡，在当时可是拿得出手的礼物。周作人回忆童年生活时，提及每逢年末举行祝福之类的活动，小孩子起先是凑热闹，后来熬到深夜，就是为了可以享受一碗作为奖励的鸡汤面。
浙江人原本就擅长以鸡鸭为食材的烹饪，以绍兴风俗为例，红白喜事办酒席照例要上“十碗头”，其中绝对少不了鸡，通常是白鸡或扣鸡。比如扣鸡，其做法是，鸡肉洗净，入滚水中氽烫一下，取出待凉后剁块，皮朝下排列于碗内，酱油、料酒、白糖等料调匀，浇鸡块上，入笼蒸半个多小时。再将蒸出来的汤汁倒于锅内烧开，以太白粉水勾芡，淋在倒扣于盘中的鸡肉之上，即成。
周海婴曾说起他祖父的一件事：“绍兴上层人喜欢以白斩鸡下酒，且以胸脯肉为上乘。某次宴席上的冷盆里鸡脯肉不多，也许别人手快夹走了，祖父一怒之下竞把台面掀掉，不欢而散。”这事确因周伯宜酒后失态，但也表明了一块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分量。
鲁迅少年时即家道中落，坠入困顿，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送灶，大户人家要用黄羊等物，而他们家的供品仅一只鸡和一盘胶牙糖，至于香烛之类还须典当衣服来置办，更不要说拿黄羊来供奉了。1901年2月11日那晚就是这样，鲁迅于是心生感慨，写下一首《庚子送灶即事》：“只鸡胶牙糖，典衣供瓣香。家中无长物，岂独少黄羊！”
1912年5月，鲁迅北上进京，在京城总共生活了14年，其中前七年单身寄居绍兴会馆，一天三顿经常是简单对付过去，但偶尔也自己动手，甚至大吃一顿。如1912年12月21日，“晚烹两鸡并面食之，以为晚食。”照字面上看，一个人吃两只鸡，还有面，實在令人惊讶。
鲁迅写过一组短诗《教授杂咏》，其中之一是讽刺当时的香艳小说作家章衣萍的：“世界有文学，少女多丰臀。鸡汤代猪肉，北新遂掩门。”章衣萍向北新书局支取大量稿费时还说：“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，大喝鸡汤。”鲁迅的意思是，像章衣萍这样无聊的文人居然被北新书局所热捧，让他拿大量的稿费去挥霍，那北新当然要倒闭了。
1927年秋，鲁迅偕许广平定居上海。母亲远在北京，心里牵挂着长子一家，到了天冷的季节，便常寄来一些鸡鸭火腿之类。1936年1月8日，鲁迅收到母亲寄来的一箱食物，随即回信告知：“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，今日收到，当分一份出来，明日送与老三去。”
故乡的风味，鲁迅格外珍视却又愿意与人分享。每有越鸡绍酒，鲁迅常会邀来亲朋小聚，或分赠近邻好友。如1930年3月15日晚，“因有绍酒越鸡，遂邀广湘、侍桁、雪峰、柔石夜饭。”8月23日晚，“晚在寓煮一鸡，招三弟饮啤酒。”12月27日，“煮火腿及鸡鹜各一，分赠邻友，并邀三弟来饮。”
在鲁迅病重卧床的最后日子里，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多吃一些鸡汤和牛奶。许广平精心照料，每次都是将鸡身上最好的部分拣出来端上楼去，希望鲁迅能多吃一块鸡肉，多喝一口鸡汤。
鲁迅可算是很懂得吃的，对于燕窝鱼翅的营养和味道，有其独特见解。他认为：“说到食的珍品，是‘燕窝鱼翅，其实这两种本身并无味，全靠配料，如鸡汤，笋，冰糖……”由此可见，鸡汤的滋味在鲁迅心目中是十分鲜美的。
所以他才说，新年炖只鸡吃吃，是个好主意。
